近日，有网友发帖吐槽浙江师范大学研一新生网上报到系统强制采集父母信息，其中“父亲信息”“母亲信息”栏各需填写12项，包括身份证件号、宗教信仰、工作单位、平均月收入等，且均为必填项，无法跳过，引发“查户口”质疑。

南都记者致电该校核实相关情况，但未获回应。而从社交平台观察发现，多所高校新生入学信息采集均涉及家长信息，有的强制填写家长工作、收入等，个别学校使用公开共享文档在班级、院校群聊内收集学生信息，存在较大隐私泄露隐患。

教育部早已明确，中小学招生采集信息遵循非必要不提供、非必要不采集原则，严禁采集家长职务、家庭收入信息，目的就是防止老师依据家庭背景区别对待学生。大学阶段，学生已是成年人，却出现采集家长信息比中小学更详尽的现象，值得警惕。过度收集家长身份、收入信息，不仅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隐患，还可能在评优、评奖、就业推荐等环节，滋生依据家庭背景差异化对待学生的问题。

如此详细收集学生家庭信息，还折射出当下显现的大学高中化趋势。不少高校管理模式向中学靠拢：新生刚入学就组建家长群，学校向家长推送学生成绩单，保研考研、评优事项都通知家长，甚至动员家长督促学生备考、报辅导班。考研内卷、保研竞争加剧，使得部分高校不自觉沿用中学的管理逻辑，把家长拉入高校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被曝光的并非本科生采集，而是研究生新生采集。如果说此前本科阶段出现家长介入管理、事事通报家长的现象，已经让社会舆论担忧“大学高中化”，那么如今研究生阶段也开始全面强制采集家长隐私信息，意味着中小学式管控、保姆式管理、低龄化治理，已经从本科蔓延至研究生教育阶段，这是更值得反思的教育治理问题。

研究生已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成熟的独立个体，理论上早已脱离家长监护式管理体系。研究生教育以自主科研、独立研究、自我管理为基本特征，本应是培养独立人格、科研能力、职业素养的最高阶段，如今却要像中小学生一样，被学校全面摸底家庭背景、父母职业、家庭收入，极具违和感与倒退感。一旦研究生教育也开始全面摸底家庭出身、父母职业、经济状况，本质上就是高校放弃大学育人逻辑，退回未成年人托管式管理。

也有人为高校的这一做法辩护，认为收集家庭经济信息是为精准开展助学帮扶。但这套理由站不住脚。高校帮困助学体系的操作，是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愿提交相关信息、证明，再由社区、地方主管部门核实，由学校认定资助资格。面向全体新生强制要求填报家长收入、职务，学生自行填报的内容，本身不能作为助学金、助学贷款的认定依据。大规模统一采集，并非助学所需。

还有一种说法，学校收集家长信息，是希望借助家长资源，帮助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拓宽就业渠道。放到中小学，家校协同开展实践活动尚且要以家长自愿为前提，进入大学，学生已是独立成年人，家校共育的边界本就应当大幅收缩。如果学校寄希望于动用家长的人脉资源帮助学生就业，很容易催生就业不公，让家庭资源成为学生求职的隐形筹码，背离公平就业的原则。

大学教育的核心，是培养独立的成年人。家校共育不等于学校事事联动家长，更不能把家长资源当成办学、就业的工具。家长可以关心孩子身心健康，但不应深度介入学生学业、保研、就业竞争。一旦学校把家庭背景纳入隐性考量，就会破坏教育公平，扭曲大学育人定位。

为此，规范高校学生信息采集，已经刻不容缓。高校采集个人信息必须恪守《个人信息保护法》，坚持最小必要原则，不收集与办学管理无关的家长信息；信息采集前，明确告知信息用途、保存期限，做好信息安全防护，严防信息外泄。对于不合理的强制填报项目，学生有权提出异议、向主管部门反馈，这也是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大学要回归自身的育人职责，重视学生自主、独立能力的培养。大学不是中学，大学生不再是需要家长全程托管的未成年人，高校应当守住育人底线，遏制“大学高中化”倾向，厘清家校边界，推进实行现代大学治理，提高才自主培养质量。